故宫收藏的“艳榜”名妓,清朝名妓长这样!
趣娱乐城网站 责任编辑:Cls 2018-10-15 14:54:02 华尔 丁日昌 曾纪泽 曾国荃 曾国藩

  故宫博物院收藏五幅标注“状元”、“榜眼”字样的年轻女子照片。若按现在的审美标准,她们虽然不一定都能称作美人,却也相貌端庄,衣着时尚,颇有几分明星的“范儿”。

  那么,这些既非格格、宫女,也不像宦家闺秀的人物,身份究竟如何?查阅相关史料,得知她们都是清末上海《游戏报》选出的“艳榜”(花榜)名妓。它们虽然只鳞片爪,却可透视出当时的世态风俗。

  花榜就是在妓女中进行选美,类似活动早在宋代即已出现。光绪二十三年(公元一八九七年),《游戏报》主笔李伯元首度将花榜评选公开化、体制化,陆续在报纸上推出“艳榜三科”,成为影响广泛的沪上盛事。所谓“艳榜三科”,就是妓女海选的三个名目——花榜、武榜和叶榜。

  李伯元(公元一八六七至一九〇六年),名宝嘉,字伯元,江苏常州人,光绪二十三年在上海创办《游戏报》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份文艺小报,宗旨是“假游戏之说,以隐喻劝惩”。由于该报注重青楼,俨然花界的专业报纸,李伯元因此获得“风月总持”、“骚坛盟主”、“花界提调”等雅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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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游戏报》创办人李伯元

  《游戏报》创刊伊始,即以开花榜为首事。具体评选规则是:仿照西方民主选举办法,以“荐函”多寡——选票数量决定选举结果。大致分三个步骤,即征求荐函、统计选票和公布结果。

  荐函即对应选妓女的推荐信,主要内容包括被举荐者的姓名、住址,对其身材、容貌、品行和应对举止的描述,以及推荐理由等。收到的荐函均以“来书照录”的形式,原封不动地在报上陆续刊载,每日都吸引着读者的眼球。

  这年七月初七“女儿节”,首届花榜正式发布,推出一甲(即状元、榜眼、探花)张四宝等三人、二甲蔡新宝等三十人、三甲金丽卿等一百零七人。从籍贯上看,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均被“姑苏人”所包揽。

  当时的上海可谓繁荣“娼”盛,妓女因来历、籍贯、身份的不同,分为许多种类和等级,归纳起来大致有:书寓、长三、么二,以及最下层的台基、野鸡、花烟间、钉棚、咸水妹、淌白、拆白党等。

  “花榜”选举的对象,属于“书寓”、“长三”等的高级妓女。中榜者虽然不能做官,也没什么奖品,但开榜时每个人的名字后面,都注明住所和评语,冶游者可“按图索骥”,名次靠前者自然也就生意兴隆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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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脚妓女出堂会时由龟奴扛在肩上出行

  《游戏报》所开花榜,相当于科举考试中的“文榜”。其后,李伯元又套用武科举之名,开设“武榜”。武榜又称“艺榜”,并非比试武功、武艺,而是“仿京城梨园前例”,在艺伎中评选技艺出色者。

  接着更是别出心裁,推出以高级妓女之侍女为评选对象的“叶榜”。意思是说妓女为花,侍女是叶,好花还须绿叶陪。武榜、叶榜均沿花榜之例,分为三甲。

  名妓照片何以进宫

  《游戏报》将传统的妓女选举变换出不同的花样,满足了都市人的娱乐心理,并由此获得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。但对于李伯元这位风流才子而言,逐利绝非唯一目的。他是在以其特有的诙谐调侃,借事寓言,进而唤醒痴愚。将进士等第与科举头衔,移植于妓女选美,本身就是借助科举的外壳,嘲弄“神圣”的科举制度

  那么,李伯元主持评选的艳榜人物照片,为什么会堂而皇之地进入宫中?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史料之前,我们不妨试做几种可能性的推测:

  一是朝廷关注李伯元其人。李伯元支持戊戌变法,与超等维新党人关系密切,不时放言无忌,表达对国事的悲愤之情。甚至还有“西宫巍峨以压日”等过激言辞,矛头直指把持朝政的慈禧太后!

  他的谴责小说《官场现形记》,更以晚清官场为发难对象,集中描写了官场中的种种腐败与黑暗,堪称清末官僚的百丑图。他的活动可能也曾引起朝廷关注,并为此搜集相关材料,这些照片便由此进入宫中,并被有意或无意中收藏。

  二是妓女引领潮流。上海是开埠最早的城市,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。妓女以其独特的身份与经历,容易突破成规束缚,成为新事物的早期接受者和推介者。她们开风气之先,尤其在服饰穿着和行为举止上引领潮流,被视为时髦的代表。在此背景下,出于欣赏时尚或“整肃风化”,这些照片也进入宫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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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清末名妓明信片

  三是满足娱乐需求。清末上海堪称东方的娱乐中心,在传统戏剧方面,也居于同北京相抗衡的地位。《游戏报》在大量刊载妓院、妓女消息的同时,对梨园、优伶也不乏报道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娼、优同属“文艺工作者”,名妓、名伶都具有社会明星的地位。

  慈禧太后欣赏的谭鑫培、朱素云等名角,都经常赴沪演出,受到热烈追捧。宫中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听戏,并收藏有大量京剧、崑剧的剧照。由此推之,同时搜集少量名妓照片,似乎也在情理之中。

  当然,在尚未发现确切的史料依据之前,这些推测都不能成为定论。

  清朝晚期以前,北京的妓院虽然明暗杂陈,但由于上层社会禁止狎妓,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青楼。咸丰以后,妓风大炽,胭脂、石头等胡同,家悬纱灯,门揭红帖。每日午后,香车络绎,游客如云。

  光绪戊戌、己亥年间(公元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),始有上海妓女进京设立妓馆,亦名“书寓”,名妓赛金花就是早期的“淘金者”之一。庚子后京师创设警察,规定内城妓院一律迁到外城,并给照收税,准许公开营业。

  当时,京师妓馆大体分为三等:小班、茶室、下处。其中一等“小班”和二等“茶室”,多集中于前门外的八条胡同内,故有“八大胡同”之称,并于民国早期发展到鼎盛。而“茶室以下,非上流人所往”。

  花榜之风,也曾波及京城。《清稗类钞》称:“就会试而言,则有状元、榜眼、探花诸名目。而京朝士大夫既醉心于科举,随时随地,悉由此念,流露于不自觉。于是评骘花事,亦以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等名词甲乙之,谓之花榜。”光绪二十五年(公元一八九九年),《游戏报》曾刊登一则《状元行贿》的新闻,报道这年京师亦开花榜,其“状元”小平果向主办者行贿数百两。

  到了一九一三年,北京《民主报》为八大胡同花界举办了一次选秀活动。这是民国成立后的首次妓女选举,为凸现民国新风,胜出者不再称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而仿照西方教育制度,改称“博士、学士”,并“分别赠以徽章,以作证书”。但标准仍沿袭惯例,分才、情、色、艺四科,每科评出博士一名、学士若干。如一九一九年,某次花选的才、艺、色三科“博士”,分别是花君、张金凤、李金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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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九一九年,某次花选中的才、艺、色三科“博士”

  妓女作为游离于社会大众的特殊群体,其生活方式不同于一般民众。尤其是部分高级妓女,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作“有闲”阶层,读书、看报也是她们的日常生活之一。

  笔者发现故宫收藏的一幅女子读报的照片,无论人物神态、坐姿、发式、衣着,还是里面的布景陈设,都与妓女形象相似。再仔细观察她手中的报纸,可以发现上面的“群强报”字样。

  《群强报》创办于民国元年,一九三六年停刊。据此推断,这名女子很可能就是民国早期的京城高级妓女。照片的拍摄目的,不排除报纸利用“明星效应”,为自己做广告宣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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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民国时期北京读报名妓

 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五幅妓女照片,身份无疑也属于不同年份的艳榜名妓。那么,她们是否也是《游戏报》所选出?下面就依据现有史料线索,分别对其进行简要考察。

  (一)“戊戌春榜状元”林绛雪

  在现存《游戏报》资料中,有关林绛雪的记述相对较多。她是光绪二十四年(戊戌,公元一八九八年)花榜的状元,也是次年春季“花选”的第二名“牡丹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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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丁酉(公元一八九七年)花榜开榜后,仅仅一年,很多登榜妓女便名花有主,纷纷适人。于是,《游戏报》又于戊戌七月第二次开花榜。此次名列前茅者为:状元林绛雪、榜眼花丽娟、探花沈二宝、传胪谢倩云。

  从这次花榜开始,还随报附送照片。报纸与相馆合作,将名列前茅的“名花小照”,每人拍印一万张,定期贴于报纸,每日附送。后因报纸过多,照片黏贴不及,索性要求读者另掏腰包。这些名妓照片的大量复制,更使她们被视为社会明星而受到追捧。

  故宫收藏的这幅林绛雪照片,或许就是当时拍印的万幅小照之一。只是戊戌花榜开榜于当年七月,而照片下面的标注文字却是“戊戌春榜状元”。这里的“春榜”,似为“夏榜”之误。

  《游戏报》除开艳榜之外,还定期举办“花选”。就是按十二月令选出十二名妓女(遇闰月多取一人),再结合每人的姿态、性格,每月令各司一花,以梅花为魁,牡丹次之。从己亥年(公元一八九九年)开始,花选固定于阴历二月十二日“花朝节”举行,名曰“蕊宫花选”。

  这次的评选结果是:梅花林宝珠、牡丹林绛雪、兰花谢倩云、梨花金如玉、榴花范彩霞、荷花花云兰、海棠沈韵珊、桂花李媛媛、菊花郑菊香、芙蓉洪漱芳、山茶林萼梅、水仙高巧云。

  从照片上看,林绛雪长得并不算美,目光也略显呆滞。此女凭什么能拔得头筹?有评论说:她品行“平正通达”。看来所谓艳榜,并非完全出于猎艳,人品因素也需要考量。

  (二)“戊戌榜眼”李媛媛

  己亥蕊宫花选,林绛雪为“牡丹”,李媛媛则夺得第八——“桂花”。除此之外,目前尚未发现其他材料记述其人其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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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照片标注她为“戊戌榜眼”,但戊戌花榜的一甲三人却是林绛雪、花丽娟和沈二宝。若非标注有误,推测此人很可能是戊戌(公元一八九八年)武榜的榜眼。无独有偶,笔者在清末明信片中,发现一幅她的《白水滩》剧照,也可作为此人曾登“武榜”的旁证。

  (三)“庚子夏榜状元”小顾兰荪

  光绪庚子(公元一九〇〇年),《游戏报》曾在上海、杭州开过两次花榜,但其过程、人物不详。这张照片标注“庚子夏榜状元小顾兰荪”,推测此人可能为其中一次的头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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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外,庚子年亦曾举办花选,并将相关材料汇集成册,出版了《庚子蕊宫花选》一书。从中可以看到,小顾兰荪名列第四,夺得“梨花”。

  (四)“庚子曲榜状元”小林宝珠

  现存的《游戏报》资料,尚未找到此人之名。查《清稗类钞》,有《小林宝珠之荣哀》一节可略见其身世:“小林宝珠,沪妓也。貌不甚扬,以歌胜,客趋之若鹜。侍酒之局,日以百计,每至即歌,歌已即去……光绪壬寅(公元一九〇二年)夏,染时疫,暴亡。临危,犹高歌《目莲救母》一折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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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林宝珠以歌取胜,当然有机会荣登武榜。照片标注“庚子曲榜状元”,可知武榜又称“曲榜”。说她“貌不甚扬”,从照片上看似不为过。

  (五)沈丽娟、“劫余花榜状元”花兰芳

  这是一幅二人合影,右立者为沈丽娟,左坐者则是“劫余花榜状元”花兰芳。二人或均为名妓,或为名妓与侍女,身份判断应无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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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何谓“劫余”?《游戏报》曾刊登了一则《拟订津门劫余花选启》,虽然在残存的报纸中无法找到下文,但基本可以肯定,庚子年(公元一九〇〇年)曾为南渡避难的天津妓女举行花榜、花选。再根据照片标注推测,“劫余花榜”头魁就是花兰芳。

  庚子年后,李伯元停开花榜,其他报纸又纷纷跟进。但此前开花榜的报纸,《游戏报》可谓独此一家。据此可以判断,这几幅照片均源自该报的“艳榜”。(作者为娱乐城网站学者、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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