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大千为什么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?终身不回大陆
趣娱乐城网站 责任编辑:Cls 2018-08-02 14:04:36

  张大千最后一次携妻徐雯波离开成都,搭乘军用飞机赴台北的时间是1949年12月上旬——成都解放前夕。自此一别,直到1983年4月1日,他病逝台北,再也没有回过大陆。离开大陆后,他先后旅居过台北、香港、印度、日本、巴黎、阿根廷、巴西、美国,最后定居台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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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?

  关于这个问题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期在张大千身边学画的刘力上给出的答案是: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,他无求于国民党,所以既不参加国民党,与国民党的关系也不亲近。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、张群、罗家伦有些往来,也仅止于艺术交往。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,看做是投奔国民党。至于他对共产党,去国前既无恩怨,也无往来。不过,1949年初,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,为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,并题了“润之先生”的上款。此事刘力上亲耳听大千先生说过,张还反问力上知不知道润之先生是谁,可见大千先生当时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,否则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。

  既然张大千对国共两党既无恩仇、也无亲疏,那么为什么又要离乡去台呢?

  刘力上这样回答:说大千先生一点儿也不怕共产党,不信谣言,这也不符合实际。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有所闻,并存戒备之心的。这是一。二来,他考虑到共产党新政府搞供给制,以后卖画给谁呢?如果不能卖画的话,今后他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办?

  据传,当年徐悲鸿托人捎信,邀请大千先生北上,许以月薪三千斤小米(当时北平艺专教授的最高供给)的故事,张大千听后高兴地说:“好啊,咱们一起去吧!”可是张大千稍后又踌躇片刻说:“我一走,我的家人怎么办?王陵基会放过他们吗?”表面上看,张大千是怕成都军阀王陵基的捣乱迫害,实际上心里是在盘算三千斤小米够什么用?

  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分析张大千离乡赴台的原因,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,但是从思想根源上来剖析,张大千先生的老友叶浅予,看得更为透彻:“1949年蒋介石政权已退居西南一角,作为自由主义的艺术家,又依恋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关系,对中国即将来的革命,不但不能理解,而且会有反感。原因很简单,他怕在这个即将来临的新社会,没有他的用武之地,说穿了,他怕戴上反革命帽子,也许活不成。他所依附的‘达官贵人’怎么也要把最后的大师从成都带走。”故而张大千要在成都解放前夕,搭乘张群亲自签署批准的军用飞机飞往台北。

  那么为何张大千至死也没再回大陆呢?

  新中国成立后,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。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先生说,上世纪50年代初,陈(毅)老总问过他,中国画家谁画得好?他说当然是张大千。陈毅又问,张大千现在何处?谢答在海外。陈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。又据叶浅予回忆,周总理也多次过问张大千,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回国,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,周总理获悉后,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四万元奖金,并过问奖金的分配,要留二万元给张大千回来后用。除此以外,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,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。

  据画家张仃回忆,1956年,他以装帧设计家身份随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参加法国博览会的,博览会结束后,又接到文化部通知,让他再参加文化代表团,团长侯德榜,副团长冀朝鼎,团员有作家李霁野、何家槐,画家王雪涛和他,音乐家郎毓秀。恰好赶上了张大千画展在巴黎举办,代表团去看了画展。期间与张大千有两次会面。第一次是在赵无极家里,由张仃出面邀请了三位旅法画家,一位叫常玉,一位是潘玉良,还有一位是张大千。这是一次小规模的聚会,彼此介绍一下海内外的情况,实际上是一次摸底会,摸底的结果是常玉想回国,但怕回国后没有合适的工作;潘玉良也想回来,又怕过不惯大陆的生活;张大千根本没有回来的意思。第二次是由副团长冀朝鼎主持,在一家华人餐馆开了一个小型艺术家的宴会,张大千也出席了这次宴会。冀朝鼎介绍了一下新中国的建设情况,欢迎海外的艺术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文化建设。

  1981年,谢稚柳在谈到了张大千回大陆的问题时,他的看法是:“我也希望他回去,但我决不劝他回去。原因有二,一是张大千自由散漫,爱花钱,在国内,没有这样的条件;二是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,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美协理事等职,经常要开会,肯定吃不消。张大千这人,只适宜写画,不适宜开会,他不擅说话,更不擅作大报告。”谢稚柳是张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,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若指掌,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,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。

  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,还有一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。

  新中国成立初期,困难重重,百废待兴。人民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,解决四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。公私合营前,除少数私方人员外,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,后是低薪,衣食住行外,所剩无几。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,艺术市场十分萧条。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、年画或广告设计,有的从事美术教育,只有极少数画家(如齐白石)还能坚持卖画为生,但价格甚低。张大千自述:50年代初,他旅居印度大吉岭,曾接到齐白石的一封信(由香港友人转交)。信中“先是说人民政府如何照顾他,希望我也不妨回去看看。一个‘然而’大转弯,齐先生才表示出他的真心。他说他目前的生活很苦,他想寄两张画给我,问我在海外可否代他设法卖出,他希望只要一百美金就够了”。张大千阅信后,“赶紧请香港的朋友代我汇一百美金给他,我也回了信,自然不要齐先生寄画来”。齐白石尚且如此,更不用说其他画家了。对张大千来说,有没有艺术市场(即卖画环境)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。

  此外,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,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,诸如他的二嫂、三哥三嫂、四哥及两房夫人,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(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)。据了解,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根后,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(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);一房如此,其他两房也不少。如果张大千回国,没有卖画的环境,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,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。

  1961年,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享有天府之国的川中盆地也在劫难逃。消息传到迁居巴西的张大千耳中,自然要焦急,因此托香港的学生,寄了一批食品给三哥三嫂,聊解口腹之欲。

  不过,张大千浪迹海外三十多年,时时处处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,穿中国衣,吃中国菜,说中国话,读中国书,画中国画,无论身居何地,不入外国籍,保留中国国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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